我们之间的差距早就注定 | 冯渊

电视剧《大江大河》（2018）剧照

必强哥的父亲，当过公社书记，也干过供销社的领导，正是我父亲的顶头上司。

那是1978年秋天，我第一次听到必强哥的故事。那年他刚考进安徽大学，18岁；我10岁，才上初一。

故事是表伯讲的。他嗓门大，一开口就说，必强到赛口供销社下属的大河门市部玩，看到生资柜组摆在地上卖的铁锅，一只只踢过去。铁锅是能踢的吗？可他偏就这么干了。生资柜组单独一间店堂，卖犁铧、铁锅，空气里都是铁腥味；隔壁的糖酒柜组，飘着糖果、饼干和散装酒的香。父亲在花纱柜组，府绸、的确良这些高档货摆在显眼处；涤卡、花哔叽、凡立丁金贵得很，不敢往上坐。白市布、花棉布堆着，倒是可以躺上去玩。我常常吸着鼻子，嗅整个店堂里那股丰衣足食的味道，可连一颗糖果也吃不着。

必强哥为什么不去糖酒柜组，偏要跑到生资柜组踢铁锅？是哪一年的事？表伯没说，只接着讲：“这个调皮鬼突然变了，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，三个月不出来，就是背书、写作业，然后，就考取了大学。”

曲终奏雅，表伯这故事其实是为我说的。我低头回到表哥房间，写作业去了。

表伯是表哥的父亲，表哥是村小学老师。我上初中前，父亲安排我在表哥任教的班级里读了一年书。他们村子叫八房，离大河门市部很近。

必强的母亲是八房的姑娘，八房是必强的外婆家。他少年时很多时光在外婆家度过，和我表哥一起玩，那时我太小，没机会认识他。

1982年，我考上池州师范。必强哥大学毕业，分在省内一所师专任教。1985年冬天，不知从哪里听说他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，我给他写了一封信，诉说自己的读书困惑。很快收到回信，这也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通信。他字用竖行写，偶尔写繁体，字很漂亮，是那种让我一下子自惭形秽的漂亮。

他在信里写得很实在：“永红小弟，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。但开始亦很茫然。因为我只知道你这么个人，认识你。但不知你具体叫什么。后来想了半天才想到你父亲就是大河门市部的冯经理吧？请代我向你父亲问好！……很佩服他的精神能力，亦很佩服他的为人。”

他见过“我”，知道我是谁的儿子，却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他在生资店堂踢铁锅时，我跑到哪里玩去了？人和人的相遇，就像布朗运动，毫无规则，永不停息，擦肩而过或劈面相逢，都不由自己做主。

“你来信谈到读了那几本美学书，十分难得。因为目前真读书的人还是比‘想读书’或‘要读书’甚至是‘喊读书’的少多了。真能读桑塔耶纳及李斯托威尔的书，哪怕读朱光潜先生李泽厚先生的书是很不容易的。据我所感，大学本科生读这几本书的人也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少。所以我为你感到由衷的高兴。”

桑塔耶纳讨论美感和快感的书，我还能识得点皮毛；李斯托威尔的《近代美学史评述》，完全是一个字一个字硬啃下来的。没有受过基本的学术训练，身边也没有师友可以讨教，更没有辅助资源，压根没资格和他交流读书体验。

当时对李氏的一个论断很感兴趣——他认为审美的对立面不是审丑，而是审美冷淡。这正好契合我那时潜滋暗长的一点文学热情。但要把这点展开来说，既缺乏学术基础，也没有创作实践，只能徒劳地表达自己独学无友的困惑。遇到的问题千头万绪，无法就某个问题深入讨论下去。所以那封信之后，并没有预想中的深入交流——责任在我。他在信里认真推荐了几本书，包括韦勒克的《文学理论》，李泽厚、刘纲纪的《中国美学史》，朱光潜的《西方美学史》，王朝闻的《美学概论》。他特别强调：“下次最好请谈谈你读过这些书的具体体会，也谈谈你读这些书的目的和方法。”

这封信写于1985年12月14日，离我毕业只剩一个学期。不满足于平庸的学习生活，想另开一片空间，但囿于视野和禀赋，终于半途而废，回到现实，很快成了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。

那封信我保留了很多年。珍惜的，是必强哥对我的关照。今天，不大可能对一个年轻人写这么长的信进行指导了——一则未必有能力，二则也没这份热情。

在乡下初中任教时，必强哥的母亲正好担任赛口区分管教育卫生的副区长。在《老校长》一文中写到的校长，村子紧挨着八房，老校长和副区长是儿时玩伴，那时常一起坐在全区教师大会的主席台上，给我们青年教师讲话。

副区长天赋讲演才华。那时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。大会上，她时而谈笑风生，时而正颜厉色。有个比喻记得很清楚：“全盘西化搞不得，你看赛口街上就是——路面硬化程度不够，一到下雨就全盘‘稀’化，寸步难行。”与会的老师都笑了。

副区长娘家有个内侄，上初中，成绩不好。老师在他作业本上批了四个字：不可救药。这件事后来闹大了，几乎每次会议都会被拿出来批评。“怎么可以说一个学生不可救药呢？老师是干什么的？”有老师小声嘀咕：“那孩子就不是个东西。”后来，副区长主要分管计划生育，和孕妇打交道比教师更麻烦，不过也没出什么乱子。

这一阶段，必强哥的妹妹必芳分到我父亲的单位。必芳姐小时候不慎落井受过惊吓，神经有点受刺激。有时去父亲单位，常和她聊天。她性格直率，说话毫无遮拦。必强哥在我眼中是神一般的存在，她却不觉得，相反，对母亲、兄长另有评判。那时电视里正播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，她就说：“我妈妈就是大赤包。跟大赤包一个样。”

没法接她的话茬。猜想大概是副区长母亲给了她较多的压力。兄长的名气，很多时候也会对弟妹形成不公正的压迫。本来希望有这样一个哥哥，看到必芳姐的态度，又想，如果没有足够的天分，做他的弟弟也很难吧。

副区长常常收到儿子从北京寄来的《当代电影》《小说评论》样刊，塞满了书橱的上半格。那时在地方报纸上偶尔才能发一篇千字文，副区长就说：“你还小，好好写。”

必芳姐分在生资柜组，生意冷清。记得有年春天，老是下雨，她在房间里一直哼唱一首歌：“为什么春天你要迟到，等得我好烦恼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，再不来鸟儿也飞了。”就这几句，卡带一样，循环往复。必芳姐比我大四岁，她有着怎样的故事，我不知道。猜想，这个看似显赫的家庭里，她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温暖。

毕业回乡当老师，仍保持阅读和写作的习惯。老校长的儿子也爱写作，天赋很高，和必强哥联系紧密。有一次将一篇习作交给他，一起寄给必强哥，回复时必强哥奖掖有加。但更多的是惭愧——前几年说好的读书计划怎么就不了了之？此刻的写作又能坚持多久？不甘平庸，但终究还是败给了平凡的禀赋。

后来见过两次必强哥。一次是1991年，在八房，放暑假了，帮表哥家插秧。必强哥和妻子一人撑着一把小阳伞，从田埂上走过。表哥大声跟他们寒暄。像看天上的星宿下凡一样，看着这两个人，肤色白皙，衣服轻软，谈笑着往不远处的公路走去。一身汗水，稻田里的污泥溅在脸上也不好擦，手上也是泥，赶紧埋头插秧。

还有一次是1993年，他刚出版了《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》，我写了一篇书评，发在《安庆日报》“读书”版上。他正好回家探亲，老校长在赛口中学招待他，喊我去作陪。他专门问我要了这份报纸。

1995年夏天，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，与文学写作告别，也与因文学而联系的师友逐渐失去联系。

2024年，看到作家舒飞廉在微信朋友圈里提到必强哥，赶紧问他：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舒飞廉曾是《今古传奇·武侠版》主编，必强哥长年研究金庸、研究电影、研究当代文学，他们自然有交集。

舒飞廉很快发来必强哥夫人的微信，并说，必强哥不用微信。

怕陡然联系太唐突，嫂夫人本不认识我，必强哥对我的记忆应也已渺茫。正好有个年轻教师读《成长之道——20位名师的生命叙事》这本书，书里收录了我讲述专业成长经历的文章，年轻教师写了篇读后感，在全国新闻出版领域的一次征文比赛中获一等奖，文章刚巧发在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，记得该报就是嫂夫人供职的单位。于是，自报家门。

嫂夫人不久回复，我们又有了不绝如缕的联系。

在网上找必强哥的照片，那个传说中踢遍铁锅的少年，已经比我当初见到的他的父亲还老。那个撑着阳伞、三十出头的必强哥，今年66岁了。

春节回乡，跟父亲说起他们一家。我说：“陈伯伯古体诗写得好，县里人都知道。”父亲说：“陈主任的字写得奇丑。”“哦，没见过，但必强哥的字真漂亮，后来赛口中学的校名就是他题写的呢。”

必强哥写了四十多本书，涉及多个领域。除了天赋，他一定也很愿意吃苦。他能抵达的地方，永远无法抵达，大概在1985年那封信里就能看出差距。时间流驶，无论怎样努力，那些差距也不能缩小一点。

必强哥谓谁？陈姓，单名一个字，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