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：暴风中的童话
看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已经有些日子了，那份复杂的心情却一直萦绕，直到今天才觉得可以落笔聊聊。
故事本身并不复杂。郑木生下南洋谋生，妻子叶淑柔在家乡独自拉扯三个孩子，依靠“侨批”寄来的钱艰难度日。她一直以为丈夫在海外另有了家室，却不知郑木生早在1960年准备返乡前就已离世。那持续了十八年的情书和汇款，原来全是房东女儿谢南枝的善意伪装。两个女人，隔着浩瀚的南海，在误解与支撑中，完成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精神互助。
影片的妙处，恰恰在于这种“简单”。它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，没有刻意渲染的苦难。离别、相思、乃至死亡，都被处理得异常清淡。导演甚至穿插了一些无厘头的笑点，仿佛在观众与沉重的痛苦之间，轻轻拉上了一层温柔的薄纱。于是，我们无法直接“看到”郑木生在南洋烈日下拉车十几个小时的汗水，也无法直接“触摸”谢南枝家道中落后跌入谷底的困顿，更无法直接“体会”叶淑柔独自持家的艰辛。然而，那些甜蜜的期待、坚韧的守望、以及最终宽恕的温情，却像化不开的浓墨，透过一封封情书，缓缓浸润了整个故事。
这种含蓄而坚韧的表达，几乎成了影片中每个人的生命底色。谢南枝遭遇变故后，即便遇到可托付之人也选择不嫁，与父亲搬进陋室，在街边卖无米粿，脸上却不见怨怼。郑木生的积蓄在一场大火中化为乌有，影片也没有展现痛不欲生的场面，只是生活清零，换个行当，继续攒钱。叶淑柔看到1978年寄来的、丈夫与“新家庭”的合影，即便内心惊涛骇浪，也沉默以对。直到暮年得知真相——那个代替亡夫写信寄钱、甚至贴心“兑现”了自行车承诺的人，竟是谢南枝——一向言语犀利的大嫂立刻祈求神明保佑这位恩人。而叶淑柔自己，只是缓缓起身，去看橄榄。“待得味甘回齿颊，已输崖蜜十分甜”，这既是潮汕日常，也是“苦过味方永”的人生隐喻，更是她决定去见谢南枝的无声宣言。
正是这种源自日常生活的韧性，赋予了电影直抵人心的力量。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，通过一个逝去男人的名义，在精神与经济上彼此扶持，完成了双向的救赎。表达的极度克制与情感的内在丰盈，形成了巨大的张力，坐在影院里，很难不被这种静水流深的力量所打动。
当然，电影并非毫无瑕疵
比如，其镜头语言的节奏确实偏慢，缺少类似小津安二郎那种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留白艺术。片中人物也近乎纯然的良善，少了些像《姥姥的外孙》里那种更复杂、更刺痛的真实人性。不过，考虑到它仅仅1400万的投资、连拍摄滑轨都需自制的窘境，以及主创团队扑面而来的真诚，这些技术或叙事上的“不足”，似乎也变得可以体谅。
话说回来，观影后仍不免有些思绪在盘旋。三人的命运无疑是时代悲剧的缩影，但影片似乎有意淡化了悲剧中“人为”的复杂因素，将其简化为一种默认的、背景板式的“天灾”。那些侨批能否安然送达？兑换后的钱款能否全数用于孩子？1978年，小儿子结婚，谢南枝寄来1000元，也正是在这一年，因为信件意外落水，叶淑柔误会丈夫另娶，通信戛然而止。时代的惊涛骇浪，具体到个人身上，便是这些无法言说、细碎又沉重的“苦”。橄榄的回甘固然美妙，但前味的涩，远不止离别与等待那么简单。
通常不会因一部作品“没说什么”而加以批评，但当生离死别的苦难失去具体的历史脉络与源头时，其时代感难免显得有些悬浮。当然，结合现实环境考量，若对此过分苛责，反倒有“何不食肉糜”之嫌。让一部童话般温情的作品，去承担其本不该承担的风险，并非公允之举。
另一种纠结，则关乎文化审视
潮汕传统对女性的塑造，是否在影片赞颂的“伟大”中被悄然强化了？那个传统既有温情脉脉的一面，也有其固执与刻板。谢南枝在泰国选择“自梳”不嫁，某种程度上，也是因为她脱离了原生文化土壤，并拥有一位开明父亲的庇护。相比之下，《姥姥的外孙》里那位在家族中饱受区别对待的姥姥，或许更具普遍性。而叶淑柔面对丈夫的永无归期，只能默默等待；得知“真相”后，也只能默默承受。这种“美德”固然令人动容，但其背后所承受的压力与痛苦，恐怕不是一句“先苦后甜”就能轻轻揭过的。
然而，有趣的是，围绕这部电影的追捧与批评，似乎都滑向了一些略显荒诞的境地。有导演分析了其视听语言的不足，便遭到口诛笔伐；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的评论员则从中读出了“统战启示”，将一部小成本文艺片过度意识形态化。社交媒体上，一部分声音从性别角度质疑“女孩们，你们真的觉得没问题吗？”，另一部分则反击说这是鼓吹“Girls Help Girls”的女性电影，“男性勿扰”。
一部电影，竟能从电影之外衍生出如此纷繁的解读角度，这本身或许就值得玩味。看到这里，反倒让人想收回先前的那些“别扭”与“纠结”。不如就让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在心中，安然地做一个真诚的童话。我们当然需要思考和质疑，但思考和质疑的目的，不应是让我们变得冷漠与刻薄，拿起锤子看待一切。童话不会告诉我们毒害公主的女巫从何而来，但它所呵护的那份纯真与善意，或许恰恰能抚慰现实世界里，每个人心中那个渴望被温柔相待的部分。
图片来自艺术家刘旭星（非有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