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00亿收编 Groq,英伟达的收购史,以及黄仁勋的并购逻辑
“英伟达史上最大金额收购”——这事儿最终被证实是个乌龙。
不过,这锅也不能全让外界背。说到底,英伟达花了200亿美元的巨资,不仅拿到了Groq的技术授权,还把人家的核心团队,包括创始人本人,整个打包招了进来。
Groq这家公司本身的确还在原地,但英伟达想要的,基本都拿到了。
英伟达那边一直在强调“这不是收购”,外界听了也就是笑笑——谁不知道这话是说给监管机构听的?
这种“不是收购,胜似收购”的交易,在如今的硅谷AI圈,在巨头和初创公司之间,已经成了常规操作。
而黄仁勋这位“花样收购之王”,自然很快就学会了这套玩法。
回顾英伟达过去三十多年的收购历程,你会发现,这家公司不是靠疯狂并购来扩张版图的。相反,它一直把并购当作一种高度克制的战略工具。
从2000年收购3dfx的资产,到2019年拿下Mellanox(这才是英伟达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最大收购),再到近些年围绕AI软件、调度和基础设施的小规模并购,英伟达每次出手,几乎都踩在了产业结构即将发生变化的关键节点上。
比起“做大做强”,英伟达其实更关心的是,能不能借此掌控技术演进中的关键环节——算力、互连、软件栈和生态入口。
这种以补齐能力、锁定节点为核心的收购逻辑,让它出手的次数不算多,但长期下来,却不断放大了技术和平台的优势。
近两年,英伟达收购/类收购的步伐明显加快了,但同时也完成了身份转换:作为新晋巨头,它必须开始小点声行事了。
01
英伟达对Groq干的这件事,不是正式的收购,但效果却跟收购差不多。
事情是从一个误会开始的。
当时很多媒体报道说,英伟达同意花200亿美元,收购AI推理芯片初创公司Groq。
这绝对是件大事。如果交易落定,那将是英伟达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收购,远超2019年69亿美元收购Mellanox的记录。
而且Groq的创始人Jonathan Ross曾是谷歌专有芯片TPU团队的成员,偏偏今年谷歌TPU大有瓜分英伟达GPU蛋糕的架势。所以这桩收购立刻吸引了大量关注——看起来,黄仁勋面对谷歌的攻势有点坐不住了,打算搞一笔大收购来应对。

但英伟达很快出来澄清了,中心思想就一个:我们没有收购Groq。技术上,我们只是达成了非独家授权协议;人才上,我们只是聘请了一些Groq的工程师加入我们。
可这事儿细琢磨一下,很有意思。
英伟达只是否认了“收购”这个定性,但对那200亿美元的金额、以及到底聘请了Groq的什么人,没有做任何进一步否认。那么,根据此前的广泛报道,Groq的创始人兼CEO Jonathan Ross、总裁Sunny Madra等核心高管及团队将加入英伟达,这很可能是事实。
那么,即便从定义上看,这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“收购”,甚至技术授权都是“非独家”的。但是,Groq作为一家初创公司,失去了创始人及核心高管等骨干力量,技术也被行业老大哥拿到了手。它的命运基本就摆在那儿了——就算不会立刻走向消亡,也不太可能再以行业挑战者的姿态继续快速膨胀下去。
这家成立于2017年的芯片初创公司,此前发展得非常快。就在今年9月,还刚刚完成一轮7.2亿美元的融资,估值达到69亿美元。
换句话说,英伟达没有行收购之实,但达到了收编Groq的目的。
这么做的好处不言而喻。通过“变相收购”,既可以花更小的成本(不用把整个公司的资产负债都买下来),还能规避反垄断的监管压力。
这种操作方式,在如今的硅谷,已经是巨头们心照不宣的招数。
去年3月,微软就用极其相似的手法“掏空”了AI初创公司Inflection AI。微软支付了6.5亿美元,拿到其技术授权,然后把创始人苏莱曼、Karén Simonyan,以及公司大部分员工都吸纳到了微软。苏莱曼一过去就坐上了AI首席执行官的位置,直接向微软CEO纳德拉汇报。
去年8月,谷歌以约25亿美元的价格拿到Character.AI的技术授权,同时吸纳了其包括创始人在内的核心团队,也完成了一场“变相收购”。作为AI赛道曾经最受关注的独角兽之一,Character.AI就此走到了尽头。
今年6月,Meta豪掷149亿美元注资数据标注公司Scale AI,买下49%的股份,并把其联合创始人招入麾下,也成了公司AI一把手,直接向扎克伯格汇报。
这三个例子,跟英伟达对Groq做的事如出一辙。
英伟达也不是只对Groq这么干。就在几个月前的9月,英伟达花了9亿美元,获得初创公司Enfabrica的技术授权,并聘请了该公司的CEO及其他若干员工。
“技术授权+团队加盟”的“类收购”模式,英伟达已经玩得相当熟练了。
02
这两年,英伟达的投资步伐明显在加快,其中既包括一般的投资,也包括收购和类收购。
《金融时报》就曾盘点过,2024年英伟达全年投资总额达10亿美元,参与了50轮融资和多起企业收购,这个数字显著高于2023年的8.72亿美元和39轮融资。
而根据Crunchbase的数据,截至2025年12月15日,英伟达(包括直投加NVentures)共计出手83次,涉及76家企业。
如果再算上它对英特尔、Anthropic、OpenAI、xAI、CoreWea ve等多笔“循环交易”,英伟达公开出手近90次,这个数字大约是2024年的1.6倍。
单看收购节奏的话,英伟达成立至今,历史上的收购/类收购大概有30例左右。其中大部分年份,这个数字都在3以下,少数年份像2020年达到4。但在2024年,英伟达一共有7例收购/类收购,2025年也已经多次出手。

如果仔细看英伟达具体投了什么、收了什么,可以发现黄仁勋出手虽多,但一点都不乱。
根据不完全统计,2025年英伟达至少有6起收购/类收购:
· 3月,3.2亿美元收购Gretel Technologies,一家专注于AI数据生成的初创公司,目的是提升数据隐私和合成数据能力。
· 4月,收购Lepton,一家AI初创企业,具体细节未披露,目的是扩展AI模型优化能力。
· 6月,收购CentML,一家加拿大AI软件开发商,金额未披露,聚焦机器学习服务以加速AI工作流。
· 9月,以9亿美元通过技术许可和招聘方式,整合Enfabrica的AI网络芯片技术和团队。
· 12月,收购SchedMD,这家公司开发了开源工作负载管理系统Slurm,用来优化高性能计算和AI训练。
· 12月,约200亿美元通过技术许可和招聘方式,整合Groq,强化AI推理芯片竞争力。
2025年英伟达的投资与收购,呈现出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:AI。从硬件优势出发,持续向软件、调度和开发入口延伸,把GPU的竞争升级为平台生态的竞争。
无论是收购Slurm调度系统背后的SchedMD,还是并入CentML这样的效率优化团队,英伟达的目标都不是扩大产品线,而是控制算力体系中的关键节点。
同时,通过NVentures的高频投资,英伟达在模型、互连和开发工具等方向提前卡位;而在监管敏感的领域,则以Groq式的“技术授权+团队加盟”,低调完成能力整合。
还是拿Groq和Enfabrica举例。
Enfabrica成立于2019年,本质上是一家做“AI数据中心内部高速互连”的芯片公司。公司名字本身就说明了一切,“fabric”就是“织物”的意思。英伟达的GPU好比一根根毛线,Enfabrica专攻的就是让毛线织成“织物”的技术。
简单说,当一堆GPU不再只是插在同一块主板上,而是分布在机架、机柜甚至多个机房时,怎么让它们“像在同一块板子上一样协同工作”?这就是Enfabrica要解决的问题。
如今,单个数据中心的GPU数量从几百、几千已经膨胀到了几万甚至几十万,这些海量GPU之间如何丝滑协同,对英伟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。
跟Enfabrica相比,Groq所处的位置更加敏感。
Groq本身不是GPU公司,而是一家主打确定性推理的AI芯片公司。它的核心卖点,是通过高度专用化的架构,追求极低延迟和稳定吞吐。
这条技术路线跟英伟达并不完全重叠,但一旦规模化,理论上可能在特定推理场景中绕开GPU体系,对英伟达形成潜在替代。
如果说Enfabrica是英伟达在“如何把GPU织成一张更大的网”上的提前布局,那么Groq更像是一种防御性整合:在新架构、新范式尚未成熟之前,先把它吸纳进既有算力秩序里,确保未来的竞争仍然发生在自己设定的规则之内。
从今年英伟达的收购/类收购可以看出,黄仁勋关心的,是哪些环节一旦失守,整个算力体系就会松动。
Enfabrica解决的是“GPU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分散,怎么还能像一台机器一样工作”的问题;Groq则代表另一种风险——如果有人能绕开GPU,把推理重新做一遍,会不会改写规则。
英伟达对它们的处理方式不同,但逻辑一致:该收的收,该提前按住的先按住,不等威胁成型,就先一步把主动权握在手里。
03
如果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,在成立的三十二年里,英伟达的收购/类收购大约有30例(注意,英伟达并没有对所有类似案例都做过公开披露,所以这个数字只是结合第三方报告等做的估算)。这个数量,其实算不上“多”。
与其把英伟达跟谷歌、微软这些平台型巨头比,不如把它放回半导体同行的坐标系里看看。
AMD和英特尔作为英伟达的直接竞争对手,历史上的收购案例数量分别大约在15例和100例左右。它们都有五十多年的历史。单纯从数量上说,三家并没有拉开数量级的差距。
有意思的是,英特尔虽然收购案例更多,但“留存率”明显偏低。
最典型的例子,就是英特尔2010年以77亿美元高价买下McAfee。因为战略上实在不协同,外界也对一家CPU公司买纯杀毒软件感到一头雾水。英特尔折腾了十年,最后在2021年以40亿美元的价格“贱卖”了McAfee。
这些年英特尔没少干这种事。很多并购当年都能给出理由,但后来不是被卖掉,就是被边缘化,甚至直接放弃。
对英特尔来说,并购更像是一种“试路”的方式——看到一个新方向,就先买进来试试,走不通再换一条路。
回头看英伟达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轨迹,很容易看出黄仁勋一以贯之的收购哲学:只收对的,不执着于数量,也不执着于形式上的“完整收购”。
对他来说,并购不是财务工程,也不是规模竞赛,而是一种工具——能不能拿到关键能力、关键人才,这才是唯一标准。
黄仁勋一直非常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

2000年对3dfx的“变相收购”,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。
上世纪90年代末,3dfx曾站在整个3D图形产业的顶端,Voodoo显卡几乎是“高端显卡”的代名词。3dfx甚至曾有机会收购英伟达,但因为高管认定后者已经“气数尽了”而没有出手。最终,英伟达后来居上,把3dfx按在地上摩擦。
当3dfx运营崩溃、深陷财务危机时,英伟达并没有接盘整家公司,而是以约1亿美元买下其核心资产、专利和一百多名工程师。
一年后,3dfx正式破产,债权人随即起诉英伟达,认为这是一笔不合理的低价交易。
在庭审中,黄仁勋出庭作证,直言自己真正看重的并不是品牌或库存,而是工程师团队——在他的估算里,这些顶级人才的价值就已经接近“每人一千万美元”。最终,法院判英伟达胜诉。
这起案件几乎是黄仁勋收购逻辑的注脚。公司的壳值不值钱不重要,关键的能力和人,才重要。
在公司早期,这种克制的收购主要围绕3D图形与GPU核心能力展开。2000年前后到2010年之前,英伟达的收购对象多与图形渲染、图形软件栈和底层技术相关,目的非常明确:稳固自己在3D图形领域的领先地位,而不是横向扩张业务版图。
当然,英伟达也不是没走过弯路。
最典型的,就是对移动芯片领域的长期尝试。2003年,英伟达以约7000万美元收购MediaQ,正式踏入移动芯片市场;随后十多年里,公司持续投入,并围绕移动SoC方向进行了一系列收购与技术整合。
但直到2015年,英伟达才正式宣布退出手机芯片战场,承认这条路并不适合自己。
但值得注意的是,跟英特尔“不好用就丢掉”不同,黄仁勋非常善于“败中求胜”。
移动时期积累的芯片设计、低功耗计算和系统集成经验,后来被顺势转移到了汽车和机器人领域;Tegra芯片虽然在手机市场失利,却最终拿下了任天堂Switch的核心位置,甚至在某种意义上“挤掉”了曾经的老对手AMD。
真正的战略转向,发生在2013年前后。随着深度学习浪潮逐渐显现,黄仁勋率先意识到GPU在这一领域的潜力。
到2016年,英伟达开始系统性地向数据中心和AI芯片倾斜资源,其收购与类收购的重心,也随之明显转向:不再围绕图形本身,而是集中在算力、软件栈、效率和生态入口。这条主线,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04
英伟达的收购之路还有一个显著特点,就是黄仁勋特别懂得“见好就收”“及时转舵”。
这还得从英伟达历史上第一大收购案例说起。
如果说英伟达早期的收购更多是围绕主航道的耐心加固,那么2019年对Mellanox的69亿美元收购,则是一次毫不掩饰的大胆出手。
这是英伟达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并购,当时也一度引发市场质疑:一家以GPU著称的公司,为什么要花这么高的代价去买一家做高速网络的公司?
答案并不复杂。
随着计算从单机走向数据中心,GPU的性能已经不再是唯一瓶颈,真正决定上限的,是数据如何在成千上万颗芯片之间流动。
没有高速、低延迟、可规模化的网络,GPU只是“孤岛算力”。
Mellanox在InfiniBand和高速以太网领域的地位,正好补上了英伟达最关键、也最难自研的一块拼图。事后看,如果没有这笔收购,英伟达很难在随后的AI浪潮中,把GPU真正推成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,而不仅仅是一块性能突出的计算卡。
这种“大手笔”的思路,在次年得到了进一步延续——英伟达试图收购ARM。
当时软银寻求退出,英伟达迅速出手,希望把这家掌握全球CPU架构命脉的公司收入囊中。一旦成功,英伟达将同时握住GPU、网络和CPU生态的关键入口,其野心不言而喻。
但这一次,现实给了明确的反馈:交易在全球多个司法辖区遭遇强烈反垄断阻力,最终被迫放弃。ARM交易的失败,也让英伟达正式被各国监管机构“盯上”,成为反垄断审查的重点对象之一。
从那之后,英伟达的收购节奏出现了明显转向。再也没有体量接近Mellanox或ARM的超级并购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规模更小、目标更明确的出手,更多集中在软件、调度、效率工具和开发层面。

无论是直接收购,还是通过资产买断、团队并入、授权加人才引入等“类收购”方式,英伟达都在刻意降低交易的可见度和监管风险。
黄仁勋不需要通过并购来“证明存在感”。在监管压力下,他及时转换思路,极其耐心地寻找那些刚好能补全英伟达拼图的初创公司。
这些公司往往规模不大,但位置很关键;名气不高,却卡在未来演进的关键节点上。
相比一次性吞下整个公司,黄仁勋更在意的是,能不能把能力、路线和人,精准地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。
Mellanox是一次必须赢的豪赌,ARM是一次过于激进的尝试。而此后的英伟达,明显更懂得在边界之内出手、在合适的时候见好就收。
05
盘到这里,再回头看眼下的Groq案例,就不难理解英伟达为什么会第一时间否认“收购”说法,并反复强调这只是非独家技术授权。
在当前这种监管环境下,任何一次涉及潜在竞争对手的并购传闻,都会被迅速放大。对英伟达来说,哪怕只是“看起来像收购”,都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审查风险。因此在Groq这样的案例中,主动降调、切割,几乎是必然选择。
更大的背景是,英伟达所处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。
2020年试图收购ARM时,英伟达的市值仍在3000亿美元规模。而如今,它已经迅速成长为市值超过4万亿美元的超级巨头。

在这样的体量下,英伟达几乎不可能再贸然抛出一笔“史上最大收购”。
现实中的选择也印证了这一点:2025年以来,英伟达官宣的收购只有寥寥几例,清一色全是初创公司,具体交易金额大多没有披露。少数被媒体披露价格的案例中,比较典型的是对数据隐私初创公司Gretel的收购,交易金额大约为3.2亿美元。
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力看,英伟达都在刻意避开“大型并购”的敏感区间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英伟达的监管压力正在减轻。
傲人的市值、在AI芯片领域近乎垄断的地位,以及并未真正放缓的收购节奏,都让反垄断的阴影始终悬在它头顶。即便英伟达已经明显转向小额、低可见度的收购与类收购,监管机构关注的重点,也早已不再只是交易金额本身,而是这些动作是否在持续巩固其生态控制力。
前文提到的微软“掏空”Inflection AI的“变相收购”,美国监管部门已经开始进行调查,并且开始对这类AI合作关系整体展开信息收集和评估;英国监管机构更是直接按并购审查框架立案评估,最终虽然放行了,也算是给巨头敲了一记警钟。
监管机构已经把态度摆明了——他们不再只盯着“有没有买下公司”。只要人才被整体带走、核心能力被转移、潜在竞争被削弱,即便名义上不是收购,也可能会被按收购来审视。
英伟达已经今非昔比,它在短短几年间膨胀成了世界级巨头。黄仁勋面临着一个切实的难题:事到如今,那些必须收编的,究竟该如何优雅地收编?
英伟达一头扎进了与监管机构的猫鼠游戏之中。那200亿的“非收购”到底含金量如何,可以相信黄仁勋的判断力。但这是否会引来监管的审视,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。